从2004年2月至2007年7月，笔者作为新闻文化中心的主任在北京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了3年零5个月。2007年7月底回到日本，从8月1日起，作为大臣官房参事官，在东京的日本外务省担任外务省与国会间的联系与沟通的工作。在日本，国会议员们常向我询问有关中国问题。

中国在急速发展，对日本来说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可以说当今日本人最为关心的国家就是中国。我认为能够在这样的国家-中国工作3年零5个月的时间，对外交官来说是一种福份。

我在北京工作期间，与中国官方与民间的各种人士进行交流，与他们坦率地交换意见，他们对我非常亲切，对此我深深表示感谢。大使馆馆员的工作是通过与所在国家的相关人士的合作，推进具体项目的实施，在这一过程中能够产生信赖与尊敬。笔者所负责的是传媒、文化、教育、体育以及各种交流（青年交流、地方之间的交流），通过这些交流为增进中国人的对日理解而工作。

但是，向13亿中国民众，就日本的哪个方面，如何进行说明为好是笔者所面临的课题。在中国工作，我深深感到中国民众对现在的日本还是不太了解。没有去过日本的中国人只要去了一次日本，他们的对日本的认识就会出现戏剧性的改变，这样的事例是非常多的。因不了解日本，而讨厌日本的中国人是很多的。在中国与笔者一起工作的人，与其说是中国政治经济的指导者不如说是普通的新闻工作者、教员及一般的青少年。在本文中，我想把怎样与中国人一起工作、建立相互之间的信赖关系及对未来的展望写出来。

与媒体人士的合作

为向13亿中国人介绍日本，媒体的力量还是十分重要的。笔者在北京的3年零5个月中，从到京赴任，到渡过了4分之3的任期，日中关系都处于极为严峻的状态，通过中国媒体充分的介绍日本很困难。但从2006年秋到2007年春，安倍前首相访问了中国，温家宝总理访问了日本，在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的白岩松、水均益先生的合作下，制作出了有影响力的介绍日本的电视节目。尽管是在日中关系十分严峻的时期，与一部分中国年轻的新闻工作者的交流，对笔者来说确实是既愉快又具刺激性，并让我学到了许多东西。
从与他们的交流中，通过询问我知道了中国人对日本的哪个方面了解不够。下面想介绍一下与给笔者留下很深印象的几位新闻工作者的交往情况。

・A记者：为提高中国记者的水平而努力

A记者以提高中国年轻记者的整体水平为目标，每年一次在北京招集年轻记者举办研讨会，日本、欧美、香港的记者也受到邀请。研讨会里中国新闻工作者关于为中国传媒的发展应该如何开展工作，跟海外记者们交换意见，由于他们也想了解日本的情况，作为外国大使馆的馆员笔者一人受到了邀请。

・B记者：对日具有独特的视角

日本的官方和民间曾多次邀请中国记者访问日本，被邀请者之一的B记者回国后，以独特的视角谈了自己的感想：

♦通过访问日本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我明白了日本是如何面对历史、保存历史事实及向一般市民开放那些资料的。这些只呆在中国是无法理解的。
♦关于日本的土地所有制度进行报道了。B表示在思考中国今后的土地制度上，对日本的土地制度很有关心。
♦希望对各国政府的宗教政策进行比较研究。下次访问日本时，想采访日本的宗教界人士（在中国，对日本的宗教和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所作的介绍几乎没有）。
B记者对中国的现状抱有忧患意识的同时，想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根据自己判断理解日本并强烈期望付诸行动。

・C记者：“日本不是军国主义”

C记者常年住在日本，他在日本写报道文章并登在中国的报纸上。C说：“不少中国人都认为日本是军国主义国家，自己也曾那样认为过。但是，有一次日本人对我说，“日本并不是军国主义，你是不是对什么方面产生了误解？”其后我注意深入地观察日本，才能明白了日本不是军国主义。连自己都有过那样的认识，所以许多中国人现在还相信‘日本是军国主义国家’，就不足为怪了。”（中国人不太了解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的实际情况。）

・D记者：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日本的，但想发表自己关于日本的看法

D是位年轻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曾在美国留过学，但没有长期在日本生活的体验。由于他对中国国内的对日报道感到一种不谐调，便去日本短期旅行，并在博客上发表了自己关于日本的看法，其内容是要更客观地看日本，不要忘记中国受到日本的正面影响。
在充满反对日论调的网络世界里，有良知的中国人在沉默之中，作为在第一线工作的电视主持人，用真实姓名发表自己对日本的看法，是需要勇气的。

・E记者：给了我（笔者）在电视直接播送中出镜的机会

在中国大陆，日本大使馆的馆员几乎没有机会能在电视直播中就政治、外交问题发表看法。在北京工作期间，把唯一这样的机会提供给笔者的就是E。我想这对E来说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是他相信我而让我在直接播送中出镜30分钟。

・F、G、H、I记者：“希望了解并报道日本的主张”

直到2005年春天，由于东海油气田的开发、”2＋2”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的联合声明、教科书、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日中两国间的气氛恶化了。此时，F、G、H、I等记者关于各种论点，为了要更了解日本的主张并进行报道，采访了笔者。

象他们这样的年轻记者们在中国是极少数派，但是，他们所就职的媒体决不是二流媒体，而都是各个重要的媒体。如果说媒体的作用是向读者提供各种信息并为读者提供能做出判断的材料，我真切地期待像他们那样的记者更多起来。

面对面的交流

在与媒体人士交流的同时，笔者所重视的是与中国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为了使中国青年了解外国特别是日本的情况，我痛切地感到让中国人与日本人直接进行交流是极为重要的，也包括支持日语教育在内，我把着力点放在这个工作上。

下面我想介绍一下在这一过程中，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国人进行交流的部分：

（1）西安“短剧事件”发生

2003年10月，在西安的西北大学留学的日本留学生在校内演出中演出了一个短剧，中国学生感到受到了侮辱，进而演变成骚乱事件。（被称为“短剧事件”）在日本也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许多报道。好像日本留学生一方，虽并没有侮辱的意图，却招致了中国学生的误解。这一事件不光在西北大学，由于西安的许多大学生和市民也卷入其中，变成了持续数天的排斥日本人的骚动。究竟西安人特别是大学生们是如何认识日本的？笔者在日本的时候就对此有很大兴趣。笔者在2005年秋天第一次访问西安时，有了向西安市的其他大学的书记、校长及学生们了解发生“短剧事件”时的情况的机会。这所大学的外语教学开展得很好，也有不少学习日语的学生、日本老师和日本留学生。短剧事件发生后，西安市内的游行队伍也曾涌到这所大学。当校门将要被游行队伍挤倒、保安快要顶不住大门的时，从大门内顶住大门保护了校内日本人的不是别人，正是这所大学的中国教职员和学生们。这所大学的干部都重视并推进与外国进行交流，他们对笔者说：“通过外语教育了解了国外情况的学生们知道，排斥日本人的游行是没有意义的。”“根据后来的调查，我们大学的学生中没有一个人参加过反日游行。”“在这所大学中的日本人教师、日本留学生是我们的重要的朋友，保护朋友是理所当然的。”“欢迎日本大使馆的官员随时到我们学校来访问。”

我认为，即使因发生反日游行一时气氛险恶，挺身保护日本人的中国人在中国各地是很多的。正是因为他们了解了国外和日本的情况，才懂得排斥日本人没有意义。其后，日本大使馆和日本的各种民间团体很重视与西安的交流，并加大了交流的深度。

（2）在险恶的氛围中举办与中国大学的交流活动

笔者在中国工作期间，小泉前首相每次参拜靖国神社，在中国国内就出现难以与日本进行交流的状况。（关于靖国神社问题本身，笔者在接受中国媒体提问时曾做过说明，也有些报道，感兴趣者可以浏览日本大使馆网站的媒体采访部分。）虽然在2005年10月至11月间，有过几项在日本大使馆的协助下在中国的大学里举办文化交流的计划，但是从2005年10月17日小泉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后，有好几所大学与日本大使馆联系，提出取消这些交流项目。与此同时，也有大学与大使馆联系表示按预定计划实施交流项目。在出席在该大学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时，我向大学的干部询问：“有的大学取消了交流项目，但为什么贵校没有取消呢？”这位干部回答说：“正是在发生了这些问题的时候，反倒中国青年人应该了解日本和日本人，还因为学生们十分期待接触日本文化的机会，如果取消了这些活动，说不定反而会引起混乱。”

当时大学的许多干部可能对学生会不会采取反日行动而感到不安，如果发生什么骚乱，说不定大学的干部们、教职员们也会被追究责任。在那种气氛下，开展与日本的交流项目是会冒风险的，可是那所大学的干部相信学生们能够冷静对待，这是平时将包括有关日本在内的国外的情况，对学生进行教育所产生的自信的表现，也是相信学生们的表现。这就是那所大学的干部们通过与日本大使馆和日本人交流，酿成了对日本大使馆及日本的信赖关系的结果。

（3）与反日活动家的交流

在北京工作期间，与所谓的反日活动家的交流不太多。但是有一次，有一位青年反日活动家通过相识记者的牵线，访问了日本大使馆，相互间有了交换意见的机会。他说他是从反日立场开始活动的，但后来开始强烈希望进一步了解日本，由于没有去过日本，所以他希望一定要访问日本。

当时笔者表示要讲真话，而不是为了报道。他听了我对种种日中关系的历史做出的说明后，很有度量地坦诚表示“那件事我不知道”、“如果那是真的，是自己的误解”，我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

能够与反日活动家进行交流与对话，对笔者来说是十分令人高兴的。如果与反日活动家不是通过因特网而面对面地做真情的交流，或许是能够加深相互理解的。

寻求增进对日本理解的所有可能性

通过电视、电影、出版等各种传媒，还有通过面对面地进行交流，笔者强烈希望中国人加深对日本的理解。笔者认为完善这样的交流环境，就是政府相关人员应尽的责任。

例如在中国包括大学在内的部分单位，办理所需手续、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收看NHK国际卫星电视广播是允许的。由于通过NHK国际卫星电视广播接触到鲜活的日语，对日语教学会起到很大效果。从这一观点出发，日本大使馆开始利用ODA向中国的大学捐赠收看NHK国际卫星电视广播的装置。但据大学的相关人士介绍，“由于每年需要向中国国内指定的部门或公司支付1.5万元人民币的费用，这对经费拮据的日语系来说难以办到。”（顺便提一下，在日本即使一般家庭办理简单的手续都能收看CCTV的节目，即使每天收视24小时，每月的收视费只有1050日元(70人民币)。）

日本的ODA在制度上，虽然能够提供器材但不能补助收视费。1.5万元人民币的费用，对大学的日语系来说的确是一大负担。笔者当时曾与NHK的相关人员、中国教育部及广电总局商量，看能否进行减免，结果也没有想出好的办法。

在有机会与中国的大学校长、书记见面时，我提出：“为了振兴日语教育，日本大使馆也将尽可能地提供协助，所以，NHK国际卫星电视广播的高额收视费，希望由校方负担？”对我的请求，某地方大学（从北京来看是所乡间大学）的校长当场说：“感谢日本大使馆的诸多合作，NHK的收视费由校方负担！”这所大学重视与日本的合作，日语教学设备得到了充实。得到这位教育家的理解，笔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日本逛书店，发现许多有关中国的书畅销，新闻工作者、评论家撰写的书籍不少。当然他们的工作就是观察，与中国人进行共同的工作不是他们的本行。

中国的书店是怎么样的呢？我想说的是仅看《菊与刀》无法理解当代的日本。我强烈地期待，在中国的书店里更多的出现容易阅读的介绍现代日本的书籍。

日中之间现在最需要的是双方协同互动。为此，在各种媒体上发出鼓励之信息是必要的。出于在增进相互理解的领域发出那种鼓励之的声的意愿，笔者写出了各种文章，并在网上公开（注）。

我确信，希望参与这种合作的中方人士一定不少。我想今后将日中双方合作的重要性的可能性进行广泛说明，并希望鼓励想参与这种合作的人。

（您有意见与建议，请点击这里）

（注）

♦《与中国媒体交往的方法――来自现任外交官第一线的报告》（2005年12月，日本侨报社）
♦《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2007年9月，PHP社收录）
♦ 因特网新闻“日刊berita”《日中·新闻文化交流最前线》

（注）《越洋聚焦——日本论坛》介绍

《越洋聚焦－日本论坛》于2001年7月正式在北京创刊。这是唯一的一本用中文介绍日本的最新论调和新潮流的杂志，这样说也不太过分。

目前，在日本大使馆的编辑支援下，由JapanEcho公司每年发行三次,继续把在日本发表的优秀论文翻译成中文，收录在《越洋聚焦-日本论坛》中，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

这本杂志以下列主题为中心，例如：日本人在谈论些什么；日本人在日中关系未来当中看些什么；日本现代文化给予中国及亚洲国家什么样的影响；日中经济最前沿正在发生些什么等等。目的就是直率而冷静地把握日中关系，一直想要向中国读者介绍“日本今天的实际状况”而已。

因此，如果有意见和建议的话，请用邮件和电子邮件来跟JapanEcho社联络。

杂志售价　900日元（不包括税款）；　版面A4变形； 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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